山水畫的磅礴、仕女圖的細膩、臨摹畫的逼真，通過一幅幅畫卷，人們可以走進一個非凡的“大千”世界。
張大千是20世紀中國畫壇的藝術巨匠，他的藝術天賦和成就曾被徐悲鴻先生贊譽為“五百年來第一人”。中國國家博物館、四川博物院和榮寶齋聯合主辦的張大千藝術展1月16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。此次展覽展出與張大千相關的藝術作品100余套，其中不僅包括張大千不同時期的代表作，還展出他收藏的珍貴古畫，是張大千作品首次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集中展出。
立足傳統 集古得新
作為近代知名畫家，張大千既擅長模仿古畫，也善于把傳統繪畫中的藝術表達方式運用在自己的作品之中。這與他早年的學畫經歷和多年的名畫收藏經驗密不可分。
張大千出生于四川省內江縣，早年從母、兄習畫，后拜上海畫壇曾熙、李瑞清為師，學習書畫詩文。兩位恩師尤愛石濤、八大的畫，他們的愛好和收藏影響了張大千最初的繪畫風格，也是張大千立足傳統、“化之為我”、融會貫通的開端。
20世紀的上海興起了一股“石濤熱”，張大千的“仿石濤畫”不僅能騙過外行，連“石濤專家”黃賓虹也曾誤把張大千自創的“石濤畫”當作真跡，可見張大千在學習前人作品時盡得其精髓、要義。
“他（張大千）的藝術發展有著重要的啟迪。首先，他堅守民族文化，對民族文化充滿了自信和自覺，他在傳承文化的過程中，找到了中國畫向前發展的動力。其次，他站在全球藝術發展的高度，縱覽東西，吸納西方之長，開創了既具有現代意識，又有民族氣派的潑墨藝術，為推動中國藝術走向世界作出了重要的貢獻。”四川文化廳副廳長王瓊說。
張大千在國畫上的成就和創新離不開前輩優秀畫作的滋養，所以他的成就是在吸收傳統的基礎，加以創新的結果。在“大風堂收藏”的展覽單元，可以欣賞到張大千收藏的重要古代繪畫藏品，如陳洪綬《右軍籠鵝圖》、石濤《長安雪霽圖》等。而在“集古得新”單元可以看到張大千創作的作品，如《龍泉寺檢書圖》，這些作品頗具古韻。
臨敦煌壁畫 得藝術真諦
1941年春末，張大千來到甘肅敦煌莫高窟。他率門人子侄，用兩年時間對莫高窟壁畫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臨摹工作。兩年不辭辛勞的臨摹使得他對畫中“吳帶當風，曹衣出水”的風韻有了深刻領悟，并將其吸收到自己的創作中。
敦煌藝術研究所首任所長常書鴻的女兒，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常沙娜女士出席了藝術展開幕式。她回憶父親與張大千在敦煌的交談，說道：“張大千先生鼓勵我父親要在這里（敦煌）進行長期的研究和保護。先生走后，我父親經常想起他的話，他說‘我走了，你要在這里作為永久的無期的徒刑，你走不開了，你要待在這里’，我父親就拿這句話來鼓勵自己。”
張大千在臨摹敦煌壁畫的過程中開始對壁畫進行編號，同時，也開始了對壁畫復原的初步探索。
“我父親總結過敦煌壁畫臨摹的三種方法——客觀臨摹、整理臨摹和復原臨摹。張大千先生用的就是復原臨摹。他有一種觀念，就是現在看到的壁畫上是黑的區域，實際上是氧化了，原來肯定是紅的，所以，他的臨摹作品大部分都是紅的或綠的，這樣的色調成了張大千先生特色的復原臨摹。我也用張大千先生的方法去臨摹過一些壁畫，最后得到的畫很鮮艷。后來，我們認為應該要對壁畫色調進行分析，哪些是氧化了的。原來是大紅的，我們要把它畫成紅的；有的是水紅，又變了顏色。張大千先生的臨摹成果和特色，后來成為臨摹壁畫很重要的參考。”常沙娜女士說，“現在，張大千先生的臨摹品已經成了他的一個特色。離開敦煌以后，他又創作了許多新的作品，也按照敦煌的風格來改進他的人物繪畫作品——勾線開臉，表現得特別精細。”
展覽中包括張大千赴敦煌前后的諸多人物畫作，觀眾可以通過對比感受到后期作品里的敦煌特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“臨摹敦煌”單元可以看到有些敦煌壁畫臨摹本并未最終完成，如《臨摹盛唐釋迦圖軸》。對這樣的作品，常沙娜說：“今天我看展覽，有的已經畫得很完整，有的看來還沒有來得及勾線，但是被保留下來了。我覺得這將成為國家的寶藏——可以從中看到20世紀那一代人的艱苦奮斗——不斷的創造、臨摹、學習、創作，形成了自己的藝術特色。”
此外，展覽中的“大千師友”單元梳理張大千畫壇師友的藝術觀點和書畫作品，而“大千用印”單元較為全面地展現張大千所用印章的面貌。據悉，本次展覽將持續到2018年3月4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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